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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私助他人,自己多节俭 厦门教育委员会的邓先生、厦门国际学校的副校长魏先生和费菲小姐(《魅力厦大》作者之一)陪同我到杨女士家采访。我第一次见到杨女士,是在12年前。那时厦门国际学校长正在筹建中。此刻我就要采访她了,依然感到有些诚慌诚恐。好在她的随和态度和幽默感,我们才变得轻松自在。她一如既往,身着整洁的休闲装。她笑着说:“因为你们要来,我才稍加打扮,略施淡妆”。 魏先生看出杨女士脚上穿的还是那双20元钱的鞋子,她已穿过好几年了。杨女士说:“哈,佛教和基督教都教导人们‘自己节俭,慷慨助人’。我不如有些富人一掷千金。我在自己身上花费仅在1000元左右。我在外吃饭后,把剩饭剩菜打包带回家”。杨女士打包回家,我是理解的,因为他饱尝过饥饿的滋味。 农田里走出来的富豪 杨英1963年降生于平和县(林语堂的家乡)山格镇高 村的一个农民家庭,5个兄弟姐妹中她排行老大。她母亲不懂普通话,只会说本地话。她父母都在地里干活,所以杨英上学都背着小弟弟。背带又细,小弟弟常常撒尿,因而她觉得背部又湿又痛。到了教室,老师让她坐在门边,这样弟弟一哭,她就带弟弟出去。弟弟经常哭闹。杨英说:“学习不容易,因而我的汉语拼音不好”。 杨英在小学4年级时就辍学了,到一个闷热的砖厂去工作,报酬是每天1元,伙食自理。在那里,她经常挨饿,后来到厦门大学给老师当保姆时同样挨饿。“老师待我不错,可他们不知道工作时间长的农民比坐着工作的人需要吃更多食物。在他们询问我有没有吃饱时,我不好意思说没有吃饱,因为我已经吃下的米饭比他们吃下的还多。所以我经常挨饿。如今,我确保我的员工不会挨饿。杨英的英才学校餐厅是非营利性的---价格是其他地方的一半。 海蛎和鱼 保姆杨女士的雇主是厦门大学的老师,坚决不给孩子买可乐,孩子每天就从杨女士强取巧夺。小孩子放学后死活不上他们家的6层楼梯,除非杨英给他每一瓶可乐。“我不容易做到,我每月只有22元钱,可是我别无选择。在市场上,我发现有人买只海蛎一天就能赚8 – 10元!” 杨英要找到一个吃饱穿暖的活儿,所以就辞去了保姆的工作,开始卖海蛎。她在2天内就赚到了伺侯那个可乐成瘾的小少年一个月才可赚到的钱。可是,海蛎季节在清明节后(4月5日)就结束了,她困惑不解。她只得转而试卖干鱼。“但我对鱼所知甚少,就像对海蛎一样。那天我卖进的鱼是喂猫的,不是供人食用的。我损失了10元钱,回到家里,大哭一场”。 杨英去了海沧(柯达公司现在的所在地),在与一位屠宰户相识结婚以前一直以卖面条为生。“他从清晨到黑夜,忙着杀猪卖肉。工作繁杂,回报又低。所以我建议我们只做猪肉批发。1986年,我们去莲坂,开办一个猪肉合作社,很快揽得了厦门70%的猪肉生意。但那可是粗活脏活”。 杨英尽管是“老板”,还是没日没夜地工作,从凌晨2点半开始工作,一直工作到深夜。她和40多个工人就在又脏又臭的猪圈里搭起2个紧挨着的房间,挤在那儿睡觉,睡在硬木板上。“猪圈里到处点着蚊香,浓烟足以熏死蚊虫,也足以熏死里面的人。我朋友说那条件差,不适应人类居住---但我们不得不忍受”。 杨英辛勤的劳作获得了财富,而财富也带来了祸患。丈夫暴发致富,开始与年轻女子花天酒地。最后,他们离婚而终。杨英分得3百万元,其他的财产都留给丈夫。1990年,杨英成立了“厦门聪英实业有限公司”,开始“玩”起房地产业,从事商品房和住房业务。1993年,杨英成立了“厦门英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”,将目光瞅准金融业。“那时候,机会无限,但是人们没有资金来把握机会。于是,1994年4月8日,我创办了信用社(厦门万达城市信用社),经营良好。1996年,政府接管合并为商业银行”。 但是到这时候,杨英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和信誉,来扩张房地产业,教育事业和生物工程技术。 教育和安眠药 一位朋友告诉杨英,公立教育的资源将无法满足中国的迅猛发展,这就急需私立教育。于是,1995年9月1日,杨英创办了K-12英才学校。“这所学校可不赚钱。学校在杏林,地处偏僻,只有300学生注册,我们从1995年到1999年实际损失5千万元”。 但是杨英明白,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厦门城市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,她不仅没有放弃教育,反而增加了教育投资。 1997年厦门市洪永世市长要求杨英创办厦门国际学校,为厦门的国外投资商的子女提供教育的学校。杨英说:“在过去3年里,我们损失了2千万元。但是我们建成的校园只能做学校,没有其他用途。所以我坚持干下去,否则我就彻底损失了几千万元。那时我没有买汽车,我住在贫穷的家庭里,但是我从来没有拖欠教师的工资”。她说话略有哽塞,想了想,补充说:“从1997年到1999年,我每夜必须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”。 杨英尽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也遭受到财务困难,但是坚决拒绝采纳其他国际学校提高学费的做法。她担心提高学费会伤害国外投资利益,所以她不但没有提升学费,反而对南韩学生减少了25%的学费,帮助大陆吸引南韩投资。 真正的回报 杨英说:“现在我们有3千多学生,还是很难创利。我只是挣回了投资成本。尽管如此,学校对于我来说,还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,我们需要好学校。 第二,我成功创办了两所学校,获得了与政府和商业界合作的信誉,人们会更加相信我的商业感觉,会更愿意与我合作。第三,考虑长远利益。如果学生们在我的学校接受几年的教育,喜欢而且欣赏,10年之后他们成为领导人士,他们可能与我合作共事。我们的毕业生现在已经遍布全世界,像天上闪亮的星星!” 中国模范国际学校的典范 杨英录取人才的高标准终于得到了回报。2005年,一名英才学生在全国高考中摘取了福建省第一名的桂冠,2006年,又有一名英才学生荣获了厦门市状元的称号。杨英说:“我们的毕业生有的在哈佛,有的在耶鲁。可以想象我们学校的30周年校庆将是多么辉煌啊!” 厦门国际学校是中国屈指可数的拥有IB(国际毕业)项目的几所学校之一,而且是在所有取得资格的国际学校里学费最低的一所学校。厦门国际学校不仅已经确认完全达到了美国的WASC(西方学校和学院委员会)标准,而且完全确认达到了中国教育部的NCCT(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)的标准。在上一次(2007年3月)的采访中,一位NCCT官员这样评价,在遵守会计和人力资源的资格标准方面,在遵守法律等其他方面,“厦门国际学校是中国所有的国际学校中的楷模”。杨女士正在北京筹建一所私立学校。她是一位教育方面的革新家,却谦虚地说:“我不会干涉学校的日常事务,因为管理人员是专业行家,而我不是”。然而,副校长魏先生似乎不同意“杨女士外行”的观点,认为杨女士的意见非常有价值,远远大于她认识到的或接受的价值。 对教育的担忧 杨女士积极倡导教育,同时也有些担忧,今天的年轻人对教育的期盼过高。“这么多年轻人认为,仅仅因为受过高等教育,他们踏入工作岗位时就应该享受5千元的月薪。但是我认为,‘认真第一,聪明第二’。如果求职者迫不及待就谈及工资,我是不会雇用他们的。我希望他们首先展示他们的才能,能为我做什么。我给他们的起步工资相对较低,但是确有真才实学者,我会给予丰厚的报酬。例如,一个雇员在仅仅一年内,从5万元上升到10万元”。但是杨女士痛苦地吸取了教训。“几年前我付给一个雇员50万元,而那个工作岗位仅值10万元。我最终不得不辞退他。到现在他还没有找到其他工作,因为没有人愿意付给他他认为合理的工资,他又不愿意从低工资干起,逐渐得到提升。所以我现在更加小心对待员工的工资”。 “这么多大学生走出校园,抱怨他们找不到工作。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想从高层做起。看看农村集镇和广大农民,他们需要大学生的帮助。大学生,应该从那里干起,逐渐提升”。 硕士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 杨英再次强调:“认真第一,聪明第二! 我的一个员工是清华大学(顶尖大学之一)的硕士毕业生,另一个员工是职业教育研究院的硕士毕业生。后者没有显赫的文凭,但明白他的工作任务,且工作刻苦,我非常看重他,很快就提升他。可是前者虽说是清华硕士,却只在他感兴趣的方面刻苦工作,在其他方面推脱敷衍,所以我让他走人”。 他又说:“相对硕士毕业生而言,我更喜欢大学本科生。硕士毕业生眼光太高,而本科生依然在学习,在成长,还可学习掌握两个最重要的课题:1)怎样生存(吃苦),2)怎样工作。现在我明白,最好的办法是雇佣优秀的本科生,让他们磨练3到4年,然后公司培养他们读研究院。“那些毕业生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类型!” 不要借口要结果 杨英说:“我要结果,不要借口。你上班迟到可以责怪下雨天,你看到雨意正浓,也可以提前离家,这是你的自由。每个人会跌到,跌倒了就爬起来。你如果跌倒受伤,挣扎着爬起来,亲朋好友会扶你起来。但是如果你根本不想站起来,没有人能帮你。成功的秘诀是1)把握机会, 2)吃苦,和3)诚实”。 面对生活 杨英担心今天的年轻人缺少吃苦的能力。她给我们分享了12岁少年的故事:父母亲要他读书,不要玩网络游戏。小少年说:“如果你们想控制我,我就跳楼自杀!我敢肯定没有人给你们继祠”。这种威胁将把中国独生子的父母亲吓得魂不附体。小少年真地跳楼了,不过没有摔死,只摔断了一条腿,他这样表达他的反抗情绪。杨女士说:“孩子们自私,被惯坏了。许多小孩自杀,却无所谓,因为他们看不到后果,而是他们的家庭承受痛苦。我们需要教育小孩子要面对问题而不要逃避问题,要坚忍不拔,要自立自强”。 杨女士的儿子在英国读书,抱怨那儿的其他中国小孩都有一个成千上万美元的银行存折,而他的存折不到500美元。杨女士不为所动。 杨女士的儿子参军时,她的朋友们鼓励她去一趟军营,为儿子拉关系,为提升铺路。“我没有干涉儿子的事,有人批评我。我对儿子说:‘你需要依靠你自己而不是你妈妈!你如果有能力,就不需要我的帮助;你如果没有能力,我就会把所有一切财富遗赠给社会,因为你不会管理我的财富。你要自立自强!’” 杨女士为她的年轻儿子而骄傲。她儿子已经在军队服役3年了。“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态度。看看新闻报道,无论是洪水、地震还是非典,人民军队总是第一时间赶往那儿提供帮助。这就是我为他们的救助行动捐赠2百万元的原因”。杨女士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---也摆正了爱国主义的位置。 孝道与爱国 “有些人曲解了爱国主义概念。他们说:‘国家第一,家庭第二’。可是一个连自己的父母亲都不照顾的人会关心国家吗?昨天从我家乡来了一个人,是为了他儿子的工作来找我的。我问他是否照顾他自己的母亲,她回答:‘我不需要照顾我母亲。你每月给她150元钱。” 我说:‘你母亲已经60多岁了! 150元钱只能让她勉强度日!’ 那位家乡人听了我的话,急匆匆地离去了。” 杨女士通过国家支持慈善事业。她慈善的心从帮助家庭为起点,向外延伸。她家是一个4层楼的房子,装了一个电梯,不是为了豪华而是为了年迈父亲方便之用。她把工人当作家庭成员一样看待。当她得知我从1988年起就一直雇用同一个保姆时,她路出惊喜之情。她说:“这件事比其他任何事都值得我来尊重你!我从1990年起就一直雇用同一个保姆,而且我永远不想更换她。我给她买了一栋房子,也录用她的丈夫在我的英才学校工作。许多工人已经给我工作了20多年了。” “工人的表现取决于我们雇主对待他们的态度:如果婆婆跟所有的媳妇吵架,那么错在婆婆;如果所有的雇工都在报纸上寻找新工作,那么错在雇主。”
意中人 1999年,杨女士再婚。第二任丈夫是清华大学在读研究生。“我丈夫跟我一样:做事认真,生活节俭。每天夜里从9点到深夜,她读书学习。我们俩都明白,无论你做什么事,认真和坚持是成功的秘诀。” “我的丈夫非常具有同情心。一天夜里,我已入睡。他急切弄醒我,好像发现屋里有蛇那样急切。他弄醒我是因为他被一位妇女的困境所感动了: 那位妇女的4个孩子都因患白血病而亡,正在向社会求救,救治第五个患病小孩。她需要20万元,我们立即送去了15万元。2006年,我们捐赠3百万元帮助漳州战胜洪灾。从九十年代起,我们向各种危急事项共捐赠6千万元。这就是佛教人士和基督教人士应该做的 --- 关心别人,不要只顾自己;自己节俭,慷慨助人。我听说你们基督徒宣传,一个人必须将收入的30%捐赠给别人,否则不会到天堂见上帝。是这样吗?”我什么也没说,因为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宣教。但是我想,如果真是这样,那么即将到天堂见上帝的人将是少之又少。 杨女士说:“我已经向穷人和病人捐赠很多钱财。像基督教伺工那样,到贫穷国家去,面对面地帮助那儿的人民,我可做不到,对我来说太难了。”我不同意,世上哪有什么事情会难倒杨女士呢。 杨英再婚后稍稍放慢了工作节奏。她说:“我不再工作8小时了。”他上午到办公室打电话,作计划,检查项目。午餐后他在跑步机上跑步1小时---“工作三天,休息一天---不要加班!” 傍晚她就和6岁的女儿一起玩游戏,轻松快乐。 杨英的成功秘诀 我们的采访将近尾声,我催促杨女士吐露成功秘诀,她坚决认为,成功秘诀只有一条:确定目标,勤奋工作,永不退缩。她说:“听到1/2的清华学子没有目标,我震惊了!他们将来要做什么?目标和态度决定一切!1982年,我的目标就是每月赚足20元钱,这样我才能拿出10元钱支持我的哥哥上学。现在我哥哥的两个孩子都在读大学。当下我最的梦想就是建造一个骨髓库。”杨女士有鸿鹄一样高远的志向---她认为中国是实现她志向的理想之地。 中国---商机无限
杨女士说:“我到国外旅游,但我决不会要求得到外国护照,我不会投资国外。我在中国赚钱,在中国再投资。我帮助我的孩子到国外留学,但我不会支持他们留在国外,因为中国国内商机无限,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大。我们有广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,稳定的政府和社会,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,因而启动资本低。税收也比欧洲低。我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年轻人想到国外去创业,而全世界的人都涌来中国投资。我们中国的商机比欧洲或者美洲都多得多。把握商机,人们只需要确定目标,勤奋工作,吃苦耐劳,永不退缩。” “另外,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社会。比如,在晋江和义乌,90%的企业是私营企业。现在人们可以购买飞机、船舶、港口等---几乎是一切东西:只要他们能买得起就可以买得到。” 一整个下午的采访,颇有收获。我告 别了杨女士。就在我离开前,她送给我一些优等茶(她自己只喝水)并且承诺:“布朗教授,你的孙子们来厦门国际学校读书的话,我一定给他们付学费。” 我非常感动且满怀感激之情。但是我个人认为,我的孙子们真地来厦门国际学校的话,他们得到的最伟大的教育将不是来自教室,而是来自这位从保姆转变而来的慈善家,杨英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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